原标题：大江东：涡阳“五周杀人案”无罪!背后揭开哪些谜团?
4月11日，安徽省高院再审宣判涡阳“五周杀人案”原审五名被告人周继坤、周家华、周在春、周正国、周在化无罪。此案引发社会严重关切，毕竟这是时隔21年后、也是五名被告均已服刑完毕后的无罪宣判——大江东工作室立即出动探访此案始末，力图揭开这一冤案的背后谜团。
记者采访周继坤(左三)等人。李家林摄
案情还原：一家五口 一死四伤
1996年8月25日，当晚，涡阳县新兴镇南张村大周自然村周继顶一家五口在家中被砍，周继顶的一个女儿周素华当场死亡，周继顶及妻子刘素英、女儿周春华重伤，儿子周保华轻伤。事件发生后，周继坤、周家华等5人被警方作为嫌疑人抓捕。
庭审疑云：中间经历了哪些周折
1998年10月6日，该案第一次开庭。周家华回忆，一审后期，主审法官让他和其他四名被告在庭审笔录签字，告知审委会无罪认定的讨论结果，嘱咐将来无罪释放，一定不要找受害人滋事。周家华等五人满口答应。
10月16日，周继顶赶来法院，突然掏出装有剧毒农药的小瓶子，将农药喝了下去，阜阳市法院紧急送医，三天后周继顶抢救无效死亡。省高院相关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被害人家属的服毒自杀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判决。
1999年3月，阜阳市中院一审判决，与之前被告知的结果截然相反，周家华和周继坤被判处死刑，周在春无期徒刑，周正国和周在化各有期徒刑15年。
5名被告人不服，遂提起上诉，1999年7月，安徽省高院撤销阜阳中院判决，发回重审。
省高院裁定认为，5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未得到相关证据印证，多名证人证言反复且相互矛盾，部分证人当庭提出曾受关押或殴打，在没有排除证据疑点和矛盾的情况下，不能确认此案系5人所为。
阜阳中院另组合议庭，再次开庭审理。五名被告人坚称无罪，指责警方刑讯逼供。
此次一审判处周继坤、周家华死缓，周在春无期徒刑，周正国、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。2000年10月，安徽高院裁定维持了此判决。
2000年，原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，周继坤、周家华、周在春、周正国、周在化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诉，2004年申诉被高院驳回，被告人及家属开始了漫长的申诉路。
图为周继坤等人展示近两年来申诉时的部分车票。李家林摄
再审改判：何以间隔18年?
“从前，‘疑罪从无’理念落实不到位，社会也未普遍接受。尤其真凶尚未查明时，法院认定‘疑罪从无’非常困难。”该案审判长周晓冬认为，最大难点在于被害人难以接受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由宣判无罪。政法机关内部也有“被害人的权益谁来保障”的争议。
他说，本案案情重大，疑难复杂，一是被告人数多，关押时间长;二是媒体关注度高，社会影响大;三是被害人一方人数多，且与“五周”情绪严重对立。
“涡阳五周故意杀人案”于2017年1月19日进入再审程序，历时一年多，在当地广受关注。再审期间，合议庭成员认真审查了原审全部数十本卷宗;实地查看案发现场，向原侦查人员了解情况;数十次接待被告人及被害人，全面充分听取意见;及时发布相关审判信息，回应社会关切。对本案每个细节合议庭都认真核查研判，反复论证，确保无差错、无遗漏，工作量之大前所未有。
为何改判：坚持证据裁判，疑罪从无
安徽高院经再审认为，原裁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，没有达到证据确实、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，不能得出本案故意杀人行为系五人实施的唯一结论。
比如，本案没有证明故意杀人犯罪行为系五人实施的客观性证据。公安人员未在案发现场提取血迹、指纹、足迹等与犯罪事实有关的痕迹物证;五人家中搜出部分衣服送公安部检验，均未检出人血;五人供述将作案凶器及杀人血衣扔在附近河塘、机井等多个地点，然经多次打捞及数次搜查，均未获相关物证。因此，本案没有指向五人作案，将五人与案发现场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任何客观性证据。
“基于此，原裁判定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但也不属于依法可直接证明原审五被告人无罪。”周晓冬介绍，这是一起典型的疑案，依据证据裁判、疑罪从无的原则，再审决定改判五人无罪。
安徽高院建议公安机关对本案重新立案侦查，加大侦查力度，查清案件事实。
周晓冬认为，改判颇有积极意义。一是有力践行了实事求是、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，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，是社会进步、法治昌明、司法公正的生动体现。二是充分彰显了对人权司法保障的高度重视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。三是证据裁判、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的坚定实践，是健全完善冤假错案防范、纠正机制的重要成果。最直接的意义，是还了原审被告人周继坤等五人一个公道，实现了个案正义。
图为周家华(左)和周继坤，两人曾被判死缓。李家林摄
后续关注：启动国家赔偿 还有疑点待解
改判无罪宣判后，法庭向五人阐明，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的规定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。提出申请后，相关工作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。五名被告人一致表示，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责任。
能否追责，如何追责?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汉涛表示，无罪判决只是一个开始，还有诸多谜团待解。比如当年一审期间，被害人家属服毒自杀是否左右了判决?是否存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裁判?是否存在办案人员涉嫌刑讯逼供?魏汉涛建议，应由监察委立案调查。如果属实，要进行相应的司法追责。如果因追诉时效而无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，也要追究行政责任。
魏汉涛也认为，调查追责应审慎、全面、客观，不能再制造另一个错案。他建议，国家应成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。“不少案件被害人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判决，成立救助基金，可以安抚他们及近亲属情绪，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关心，也尽量避免‘一瓶农药可能左右判决’的事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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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全国两会，最高法周强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指出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人民法院加强审判监督，以对法律负责、对人民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，对错案发现一起、纠正一起，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，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、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，并依法予以国家赔偿，让正义最终得以实现，以纠正错案推动法治进步。
2018年1月25日，安徽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，时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坚，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。报告称：坚持证据裁判、疑罪从无，对99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95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。
根据公开报道，安徽省近年来纠错案件有蚌埠于英生杀妻案、芜湖杨德武故意杀人案被改判无罪、阜阳5青年杀人案、亳州蒙城灭门案、滁州赵世金“一树两卖产”案，安徽省高院还因“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”的错判向19人登报道歉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大江东工作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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